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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衡阳特大火灾背后的灰色链条

时间:2022-01-13 22:14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题记:如果大火没有发生过,衡阳的违规楼房和背后的规则,能进入我们的视野吗?能最后公开吗?

  “但愿今天不要下雨。”陈洪伟郁郁地说。他所在的殡仪馆,承担了衡阳“11·3”特大火灾遇难消防官兵追悼会的现场布置工作。由于突来的阴雨天气,原定将勇士们的骨灰盒移至大会场的仪式被迫取消。

  第一批寻找出来的遗体,因为埋得浅,还没受到多大的损伤。而后面的八个,由于压得太深,加上烟熏火烤,几乎都面目全非,其状惨不忍睹。

  “修容师为遇难官兵整形时,我们都在场,没有一个不流泪的。”陈洪伟的声音有些哽咽。

  越来越多的市民从四面八方涌来,从这20位素未谋面的烈士遗像前踽踽而过,低头,默哀,静思,垂泪。

  衡阳武警消防支队一名姓许的战士说,看着战友们的照片一字排开,仿佛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那一刻,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我很难受。”曾越喃喃地,反复念叨这四个字。他的孪生哥哥曾辉,是这场事故中最先牺牲的战士。11月5日,曾越满21岁,往年和他一起庆祝生日的哥哥,而今却成了挽着黑纱的遗像。

  赵康林的母亲在得知儿子牺牲后,不知哭昏过多少次。而站在大会场一米多高的儿子的遗像前时,她已经没有了眼泪,只是空洞地望天,木然不吐一字。一边陪伴的工作人员,无不心酸落泪。

  悄然流动的哀伤气氛,比寒风更透骨。付出20条生命后,我们到底吸取了什么教训?

  据透露,大火发生的当天,作为引发火灾最大嫌疑的谢志文、谢志革已被公安机关传讯。居民们说,他们经常看见有人在一楼用硫磺熏红枣、八角等干货,向保安反映多次没有效果。而11月2日傍晚7时左右,就有居民看见“有人在楼前洗红枣”。

  事故由何引起?一场大火为何会烧塌一栋竣工才五年的大楼?背后有什么原因?这些疑云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就在事故发生的第二天,国务院就派出调查组奔赴衡阳,就事故原因展开周密调查。11月6日,国家安全生产管理局副局长王德学到衡阳“督阵”,提出两个问题:一是要弄清火灾是怎么燃起的,查出直接相关责任人;二是建筑物为什么会坍塌,查清究竟是设计、施工、建筑材料还是别的什么问题造成的。

  11月7日,本报记者赶到衡阳时,火灾现场已被戒严,不再允许记者进出。透过阻隔的木板,记者看到,大厦垮塌部分是位于西北角的三、四两个单元,紧邻的二单元虽然没有倒塌,但已被烧成了框架,一面墙壁熏得焦黑。中间空地上瓦砾堆积如山,虽已隔时日,但不断有烟雾冒出。专家说,内部火源尚未完全熄灭,仍在“阴燃”之中。

  衡州大厦94户共412名居民已全部安全撤出,“大富贵家具城”因与之间距过近,担心残楼倒塌殃及无辜,故将该楼60余户住户也撤出。原先人丁兴旺的住宅区几成死城。

  据流连在现场的一些灾民反映,衡州大厦是“豆腐渣工程,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

  1998年买房入住的胡六菊说,从第二年开始,她家厨房和厕所的墙壁、天花板就开始渗水,严重的时候,“地上都是薄薄一层水”,而且客厅中间的横梁上出现裂缝,她曾多次找物管反映,都没人来解决。

  像胡六菊一样对衡州大厦建筑工程质量提出质疑的住户不在少数。在火灾现场,衡阳市建筑工程管理局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还告诉记者,衡州大厦“梁柱内钢筋数量不足,楼板厚度不够”,质量不过关再加大火长时间燃烧,在短短3个多小时内倒塌“不足为奇”。

  事故发生后,这样的质疑让衡州大厦的开发商——永兴集团焦头烂额。他们派出了副董事长戴健平担当“新闻发言人”,应对蜂拥而至的媒体。

  “我们用的都是合格的建筑材料,也专门请专家做过质量鉴定。质量有没有问题,调查组会有一个结论,任何猜测都是不负责任的。”戴说。

  为资证明,戴健平向记者出示了相关“证据”:从湖南涟源钢铁厂购进钢材、湖南祁阳黎家坪水泥厂购买水泥的凭证。

  至于质量鉴定,记者没能看到本应由衡阳市建工局出具的验收合格证明,机械脱粒为高粱产业规模化发展奠定基础!而只有由“湖南长沙有色物探技术工程公司”出具的“基桩无损检测报告”,以及“衡阳市朝阳防水材料厂”颁发的“建筑材料产品合格证书”。

  为何没有质检部门的验收手续呢?戴健平解释说,由于规费没有交齐,市质检部门没有对衡州大厦进行工程监督和质量验收,所以,永兴集团自己请人进行“自检”后交付使用。

  不仅如此,记者还发现,竣工五年之久的衡州大厦,居然没有建筑单位资质证明和工程施工许可证。

  对此,戴健平先含糊其词,称修建衡州大厦时为公司初创期,资料保管不规范,“很多凭据已经遗失”。经记者一再追问后他表示,衡州大厦是永兴集团的前身——永丰资源开发公司承建的第一个项目,创立之初只有18个人,其中一些人有施工资质证,但整个公司尚未取得建筑单位资质证明。

  “当时永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在集团的董事长李文革与核工业部25建设公司合作,成立了一个工程处,李董事长任处长,所以我们就用了25公司的资质进行建设。”

  就这样,一个没有建筑资质的公司,在没有取得工程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于1997年4月自己开发设计,年底即完成了衡州大厦的整体建筑施工。

  按照流程规定,一项工程在计委立项后,应到建工局报建,在核实了建筑资质证明、土地使用手续之后,交纳完规费,发给施工许可证方可进行施工。这期间,还须由建工局的工程部门对整个施工过程进行质量和安全监督管理,竣工之后,由建筑质量监督站组织验收。取得验收合格证明后,房地产公司持相关手续,到房地产产权登记处进行备案,购房户方可办理产权登记。

  然而,记者到建工局、质检站、规划局、房地产产权登记处等多个部门走访了解到,衡州大厦相关手续都阙如。

  衡阳市建工局原工程科科长、现在的工会副主席肖祥松表示,对这个过程“一点都不知道,从来没听说过”。

  “直到起火那天,才知道衡州大厦的具体方位,这之前,只去过一次隔壁的衡州大市场买东西。”

  作为主管全城建设施工的部门,一个如此大的工程在建,怎么会一无所知呢?肖祥松的解释是,建筑行政部门分为两块,一块是市场,一块是现场。“市场块通过了资质审核,手续交到我们手里,我们才能够组织现场的质量监管。前面的手续都没有,我们怎么可能进行监理呢?”

  衡阳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也给出了同样的理由:上面的手续没办理,下一个程序就可以不进行。因此,质检站不清楚衡州大厦的任何事宜。

  市建工局稽查大队一位姓谢的工作人员表示,稽查队的职责,就是每天在城里巡视,一旦发现手续不全、不符合规范而私自开工的工程,稽查队有权勒令其整改、停工甚至拆除。

  为何衡州大厦得以顺利施工乃至竣工,且堂而皇之存续5年之久,难道稽查大队发现不了如此之大的问题?

  谢称,他刚刚从部队转业来建工局,以前情况不是很了解,且时间过了这么久,管理人员换了几拨,“恐怕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然而,永兴集团收集的关于衡州大厦的材料显示,宣称“毫不知情”的相关部门,实际上不但知道这样一个项目存在,而且还收取了一定费用。例如1997年,永兴先后交给建工局25万元的“公用设施配套费”、1.84万元的“管理费”和8885元的“招投标管理费”;市质检站也分别在1997年12月22日和1998年8月17日,收到永兴交来的1562元检测费和9360元质监费。

  戴健平说,大概由于一些费用没有交齐,有关部门才没给办理手续,一直拖到现在。

  尤为奇怪的是,除土地使用证外其他手续全无的衡州大厦,不仅取得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在竣工后没有验收的情况下,购房户全都顺利取得了房产证。

  衡州大厦原是衡州大市场的配套工程,1994年由市计委立项,交给江东城建开发公司开发。

  “由于涉及到50多户拆迁户的安置问题,江东公司认为无利可图,就把这个项目转让给了我们。”戴健平出示了一份签于1995年6月25日、有市计委领导批示的“项目变更单位报告”,并表示,一些领导承诺,可以参照市里重点工程的做法,在办理手续方面“先上车,后补票”,“边报边建”,另则享受一些规费减免。

  “比如产权登记,就是我们跟房地产产权监理处事先协商好,先为住户办产权,手续日后补齐。后来公司事情一多,可能就没再补。”

  建工局有关人士向记者透露,在衡州大厦违章问题上,不是没有过反对声音,但有市里领导出面担保,就不了了之。

  家住“大富贵家具城”的一位银行职员告诉记者,他当初买房子时,不知道背后要建衡州大厦,直到有一天,突然见大厦动工,其建筑墙体与家具城近在咫尺,远远超过了规划红线,大伙才着了急。

  “当时几十户人联名上告,但没人管我们,最后衡州大厦就紧挨着家具城建起来了。”他忿忿地说,他家住六楼,因为光线不够大白天都需要开灯;对面人家电话响,他常常误以为是自己家的而跑去接,后来不得不换部铃声不同的电话机。

  记者在衡阳消防支队绘制的图纸上看到,同为九层楼高的衡州大厦与南面的“大富贵家具城”,地面间距仅3.1米,空中间距甚至不到两米。西面的消防通道,南头3.7米,北头仅3米宽,既不符合采光要求,也达不到消防规定。

  不仅如此,永丰公司为“少交规费多卖平米”,私自加盖一层楼,由原来的8层变为9层,总面积由8300平米增加到9300平米,按物价局核定的每平米950元算,仅此一项,进账近百万。然而,屡屡撞线的永丰公司,没受到有关部门任何形式的处罚。

  据永兴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当时主管建筑行业的副市长,是现任南华大学党委书记李湘沅。记者致电李湘沅,希望了解衡州大厦当年规划建设的相关情况,对方以自己“1997年就不再主管建工”为由拒绝回答。

  它是永兴集团在衡阳开发的第九个项目,也是董事长李文革的得意之作,号称“湘南第一高楼”。李文革的家,就在最高的33楼上。

  然而,衡州大厦的这一场大火,打破了这位“城市最高处的人”平静的生活。11月12日上午,记者在珠晖区永兴集团总部见到他时,他神情凝重,面色憔悴,尤其是声音喑哑,显出内心的焦虑。

  “我现在不方便说什么。”他以嗓子嘶哑为由,客气地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集团的办公楼里,30多位业主人声沸腾,指明要永兴集团承担出租仓库导致火灾和不负责任的物业管理造成的财产损失。

  就像无人不知的“永兴阁”一样,李文革在衡阳也是大名鼎鼎。他有着传奇般的发家历史:年仅33岁,坐拥亿万家产。而早在10多年前,他还是路边一名年轻的修车匠。

  也正像无人能真正了解“永兴阁”一样,衡阳人很少能讲得清李文革是如何赚取第一桶金的。

  这位戴金丝眼镜、看起来白净斯文的年轻人,从1995年着手开发自己的第一个项目衡州大厦开始,便进入人们的视线,并很快成为“明星”。迄今为止,李文革在衡阳运作了10个大的房地产项目,拥有4家一级法人单位和3家内部核算企业。

  “这里,缝了九针;这里,断了三根肋骨,差点就没命。”尤家驷在自己的额头和胸口比划着,声音有些发颤。

  尤家驷清楚地记得,那是1997年的秋天,当时还是衡州大市场工程部部长的他,跟建设中的衡州大厦工地人员发生争执。“我跟他们说,你们施工的消防通道和下水管道有问题,双方争执了几句,我就没收了他们的鼓风机。”

  没想到,下午,一群人冲进他的办公室,对他一阵狂殴,他当即倒在了血泊中。后来,没有任何公安机关过问,永丰公司赔了他两万块钱了事。

  据闻,此类事情在衡阳还不少。本报2002年6月报道的《衡阳“辱医案”深度内幕》,其间就涉及永兴集团打人一事。

  这场大火烧掉了永兴集团的“风光无限”。据悉,投资两个多亿、已部分建成的“永兴商贸城”因手续问题被叫停,“永兴阁”的一些住户开始要求退房。

  代李文革出面解释的依旧是戴健平。他的话让记者大吃一惊:“永兴商贸城大部分手续都办了,规费也只差一点了,交完了就可以补齐施工许可证。”

  看来,正招商热卖中的“永兴商贸城”,其操作方式与衡州大厦如出一辙:先上车后买票。其本质也是一个“违章建筑”。

  他否定了“永兴阁”一角下沉的传闻:“高层建筑,允许一定下沉幅度,我们经过了专家鉴定,在规定范围内。”

  但对于永兴集团违反规划设计,私加四层被政府处罚的“传闻”,戴健平做了如下解释:按照有关规定,凡高度超过100米的建筑,都需报建设部批准。为减少审批环节和节约成本,永兴集团只报建98米,而实际高度109米。

  “超出部分被罚了款,还要按照程序再申请验收检测。”戴说,实际上超标部分本应在11月3日那天获得手续,“不巧,大火让一切都停滞了”。

  戴健平说,这次火灾给永兴集团带来的损失难以估量:“不仅衡州大厦一楼的门面化为灰烬,而且伤害了永兴的信誉,以后在衡阳,很难拿到项目了。”

  “这几天我一睡下去,就看见房子在倒,火在烧,人们在尖叫,警车在呼啸……一连好多天失眠了。”唐桦是《经济参考报》驻湖南分社员工,现场目击者之一。

  “大概是11月3日早上5点钟左右,我被一阵剧烈的吵闹声惊醒,就赶紧下床跑到阳台上观看。”唐桦这一看不要紧,站在阳台上的他倒吸了口凉气:对面衡州大厦楼下冒出滚滚浓烟,一股焦臭刺鼻的气味正向上弥漫。

  “不好!着火了!”当唐桦心急火燎地跑进四合院格局的衡州大厦时,看见天井空地上已站了好多人,浓烟正从五单元楼下的卷帘门里不断往外冒。

  火势越烧越旺,衡州大厦五个单元的住户以及周边楼房的居民们纷纷下楼躲避。一时间,有人呼喊,有人哭闹,有人尖叫,有人昏迷,有人忙着搬家当,场面混乱不堪。消防车和消防队员越来越多,几十支水枪开始对准势头越来越猛的大火,警察也迅即赶到,组织驱散四周人群。

  珠晖中队战士刘文斌在浓烟中从一楼到六楼逐一敲开住户的房门,当进入5914号住户时,发现一名男子已经昏倒在门口,刘文斌把自己的空气呼吸器解下来给他戴上,背起他就往楼下跑。

  支队警训科参谋刘知敏在疏散群众的过程中,有一个住户反映二楼西边一户住宅可能有人还未撤出,闻讯后刘知敏立即进入火场开展搜救,由于烟气大、温度高,他先后冲了3次都没有成功,最后第四次才冲入火场把被困的群众解救出来。此时又有群众反映六楼还有两位老人未下来,支队参谋长邵六芝立即带领战士杨丹、刘文斌上楼救人,走到三楼,发现一个空气呼吸器坏了,可是退下去很可能就来不及救人了,他们没有半点犹豫,迅速冲到六楼,合力把门推开,找到两位老人,其中一位老人已经昏迷,他们背起两位老人就往下冲……

  “20名遇难的消防队员中,有一半是我的战友啊。”李凌到《衡阳晚报》工作前,曾在湖南省消防杂志干记者多年,“有什么事情他们会立即通知我到场,我几乎就是半个消防兵。”

  11月3日那天早上7点40分左右,正在睡梦中的李凌接到报社通知,珠晖区衡州大厦发生火灾,他“脸都没来得及洗,挎了相机就出门”。

  “刚刚走进底楼,楼上被火烧得滚烫的水不断掉进我的脖子里,我没有防火服,实在受不了,就退了出来,爬上西面一个二层楼的平台,那里正好有三名战士在灭火,我就站在他们旁边拍照,不到三分钟,楼塌了。”

  李凌形容说,那栋九层高的住宅楼,“就像恐怖电影那般”,笔直地向他倒过来,他本能地蹲下来,一手抱头,一手抱相机“等死”。幸运的是,气浪把他掀下了平台,平台支出部分救了他的命:他既没有被垮塌的建筑物掩盖,也没被四处飞溅的砖头瓦砾砸中。

  在昏迷了半分钟后,李凌听到有人在叫他的名字,他迷迷糊糊向前一看,是平时熟悉的消防支队防火处参谋杨银斌。

  “杨银斌对我喊,李凌,李凌,快来帮帮我,我的腿断了。我看到他躺在废墟里,脚掌已经断了,只由一根筋连着。我挣扎了一下,想站起来过去,但是腰一阵剧痛,于是我跟他说,我的腰不行了,动不了,说完又晕了过去。”

  突如其来的灾祸,什么白酒具有收藏价值?,几乎让在场所有的人失去了思维。正在西北角现场指挥中心指挥的支队长杨友良,在大楼垮塌后半晌没能回过神来,只是不停地喃喃:“我的兵呢!我的兵呢!”而后泪雨滂沱。周围群众和消防官兵,在目睹这场惨剧之后,全都泣不成声。

  “我就是想不明白,咱们的战士牺牲了那么多,救火的时候也尽心竭力,为什么有人非要往我们身上泼脏水?”衡阳消防支队一位姓李的中尉语气很有些不平。

  就在永兴集团为可能承担的责任苦恼之际,这些天受赞誉颇多的消防队内部也不平静。媒体开始传出不同的声音,矛头直指消防队救火时间和战略战术问题。

  “有居民说凌晨4点多钟就打119了,可我们的系统显示,第一个报警电线秒拨通的。我们平时训练就要求,一分钟问话,三分钟出动,有什么理由拖一个小时?!”

  李中尉拿出一份证据交给记者,那是消防队几天前到衡阳市电信局查到的11月3日当天拨打119的电话记录单。第一个号码显示记录,与119指挥中心的相同。

  公安部专门从吉林省消防总队调来的火灾调查专家金河龙表示,接警时间最好以119自动记录系统和电信局数据交换中心的记录为准,居民们当时情绪激动紧张,有记错时间的可能,“如果大家还不相信,专家还可以从现场的烧灼痕迹来判断大致起火时间。”

  如果说接警时间是悬而未决的“疑案”,那么关于救火的战略战术,却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的话题。

  戴健平在多次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表示,衡州大厦起火三四个小时,早已超过建筑物的最大耐火极限,“随时有垮塌危险,消防队员应该有这个警醒意识,‘9·11’世贸大厦的倒塌,就是前车之鉴。”

  “大楼是在完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倒塌的,这不能怪消防队员警惕性不高。”杨友良支队长说,一栋大楼要倒塌,会有相当多的征兆可以判断,而消防队设在现场的观察员,没觉察到半点问题,直到垮的那一刻才有所感觉,“可是太突然,根本来不及反应”。

  一位战士告诉记者,两支小分队往中间挺进灭火,一是完全没意识到大楼有坍塌危险,二是的确中部火焰较猛,战士们想尽快控制火势,防止蔓延。而衡州大厦西面和南面的消防通道堵塞,加之防火间距不够,给灭火造成很大困难,官兵们不得不深入到中部去。

  还有些在场的官兵反映,偌大一个住宅区,只配套了五只消防栓,其中一个上锁,一个没有水压,迫使消防车不得不到很远的地方装水,一去一来,耽误了灭火时机,加速了火焰对建筑物的毁坏。支队一位干部表示,在这之前,消防部门多次给市政部门反映情况,可是没有收效。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衡阳“11·3”特大火灾酿成惨剧,是由很多偶然因素组成的:如果房地产开发商能按规则运作项目,如果政府职能部门能依照程序办事,如果住宅楼下不允许设仓库,如果物管禁止商家熏烤干货,如果消防通道不被堵塞,如果市政设施能够配套到位……如果没有这么多如果,一切又会怎样?

  或许,以下这些名字,依旧是鲜活而又蓬勃的生命,而不是纪念碑上冷冰冰的石刻文字。但无论如何,这些名字值得我们牢牢记住,因为他们代表着一种敬业精神,一种在老百姓生命财产受到巨大威胁时敢于挺身而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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